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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不少经济学家也为此做着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还须求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将对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产生显著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经济学过分的科学主义倾向提供新的借鉴。

  1.经济学科学主义的演进路径及其“去价值化”的理论误区

  西方人文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但在中世纪为宗教神学所湮没,以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出。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用作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就被弃如敝履。西方经济学创建之时,人文主义衰落,理性主义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西方经济学自然较少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相反,却沿着理性主义路径日益走上科学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四大步骤:第一步,亚当·斯密将人的理性和感性分开,将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成了理性经济学;第二步,李嘉图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分开,将经济学专注于纯粹抽象和演绎方法,使经济学成为非历史的经济学;第三步,后古典主义者如穆勒等将实证与规范分开,经济学开始摆脱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经济学;第四步,新古典主义者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运用边际分析和数学方法,试图使经济学成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科学”。这样,经过一系列过程,经济学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从而最终实现了去价值化,成为纯粹的科学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经济学试图阐释普世主义的道理,由此泯灭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诉求。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家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作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销。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经过货币拜物教转变为资本拜物教,到了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演变为“GDP拜物教”,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为了扭转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缺陷,有必要重新强调经济学的人文价值,重建人文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从西方引进的,正值中国人文传统衰落而科学崇拜方兴未艾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经济学被直接“拿来”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随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传入中国,成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的科学思潮。不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导致教条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全面引进,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向科学主义方向发展,人文传统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本身是正确的方向,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是适应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当工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经济学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经过了“去价值化”的经济学却不能提供有效的阐释方法和解决方案。因此,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必将遭到质疑。近些年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交相兴起,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这一问题也进入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之中。

  2.人文之“人”:中国经济学的人本理念、人性假设和美好追求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前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后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